東華三院

過往，研究本地歷史的研究員很多都忽略了華人社會所建構的歷史部分。這些屬於香港早期年代的華人故事，現在藉着《東華三院檔案資料彙編》系列一一呈現出來。究竟，這是東華三院的歷史，還是香港人的歷史？抑是全球華人的歷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科大衛教授在彙編的總序這樣寫道：東華三院的檔案，滲透了香港華人社會的歷史。編者之一的葉漢明教授在書中的序如此描述：義莊建築群默默地見證了香港史和華僑史中其重要的一段──一段中國史與世界史銜接的歷史。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兩位學人何佩然教授和葉漢明教授三年來埋首研究東華三院的大量檔案，選出一千項與東華醫院的建置、賑災、醫療、難民服務、平民義學、原籍安葬有關的檔案資料，並於今年3月編撰成三本分別名為《源與流》、《施與受》及《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系列書冊。5月，東華與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三場「風雨同路──東華三院與香港的歷史與發展」周末講座系列，分別請來兩位編者和丁新豹博士主講。當坐在講台上的何佩然教授和葉漢明教授娓娓道出一段段人口販賣及拐騙的故事和海外華工遭受不平等待遇的辛酸史，她們流露的是何等悲天憫人的情懷；當兩人不約而同一再反問座上的年輕學生是否可以把上幾輩的歷史置諸不顧時，筆者可以想像她們為着這項龐大的研究計劃，三年來在上兩個世紀的信札、會議紀錄、徵信錄等檔案上反覆踱步千百遍所沾上的苦澀。

濟急扶危
篇幅所限，本文嘗試以《施與受》的各章節前言為骨幹作出提要，以饗讀者。在「賑災」一章中，編者（何佩然教授）列舉東華醫院的賑災工作按地區可分為香港、廣東省、外省和外埠，並從東華對賑濟廣東省天然災害投入的龐大資源，分析東華總理與省城商界「盤根錯節」的利害關係。二、三十年代國內各省兵禍頻仍，東華賑濟也伸延至濟南和上海。十九世紀中期，美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招募大量華工，每當外地華埠或家鄉發生災難，居港的僑民和身在異鄉的僑胞都義不容辭互相聲援，東華亦因而成為聯繫外僑和內地同胞的重要橋樑。1920年代起，隨着新管理思維及西方醫療觀念興起，東華的賑濟工作亦由早期提供的殮葬服務發展至後期拯救危難者。

贈醫施藥
在「醫療」一章，編者對東華醫院在收治花柳病、神經病、腳氣病、痘症等病類準則的分析尤其有趣，她亦列舉檔案說明東華因轉介病人到廣東省慈善團體治理而與當地善團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西方醫療學說東漸，亦埋下了中醫自十九世紀以後面臨淘汰的隱憂。1930年代，東華與政府就廢除中醫的激烈紛爭終於爆發。

安置難民
在「難民」一章，編者指出東華的難民服務最早可追溯至1873年，即東華醫院建置後的第二年，當時處理難民的類別包括返國華工、被拐騙者、難兵及戰爭難民，當中以處理從東南亞返國的華工難民數目最多，亦反映了當時中國以至鄰近地區的政經局勢及其產生的深遠影響。編者認為，東華的難民服務是極具人道精神的慈善服務。

興辦義學
由1880年至1930年代期間，東華的教育服務由最初的塾館發展成為新式學校，教學內容亦從傳統儒學理論（如規定學生修讀孝經、四書）演變至後期在課程上逐漸加入實用性較強的科目。東華義學的教育宗旨，一貫強調教導貧民子弟基本道德修養及謀生技能，在眾多的義學規條中，有七條關乎老師的個人品格（如「沉湎於酒、嗜吸洋煙、及事務紛繁者」不獲聘用）、九條涉及學生的操行，學校強調學生遵守跪拜禮儀，對學生家庭背景亦有所要求（如「父母守正業，身家清白」）。到1910年前後，東華義學已開始注意培養優異生。

在書末的「跋」中，何佩然教授將東華醫院納入於香港整體發展作出多項歸納：（一）東華醫院的成立象徵着香港地方勢力的興起；（二）東華醫院條例的訂立，開創地方組織依法辦事、管理制度化的先河；（三）東華醫院的領導層是新文化的倡導者；（四）東華醫院的領導者是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及（五）東華透過華人慈善服務建立了龐大的華人社會網絡。

本院感謝何佩然教授和葉漢明教授肩負了這項無比神聖的歷史重任，將東華三院的豐富資料加以疏理和詮釋。誠如科大衛教授所言，東華的檔案比香港政府檔案還要豐富，因此，本院期望《東華三院資料檔案彙編系列》的出版，可為香港歷史研究者和愛好者以至年輕一代獻上一批珍貴的參考材料。

本院主席李三元博士（左六）與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學生出席首天講座，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科大衛教授（右三）、何佩然教授（右四）及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名譽高級研究員丁新豹博士（左二）合照。

東華三院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合辦「風雨同路：東華三院與香港的歷史與發展」講座系列，請來三位「重量級」講者（左起）：丁新豹博士（講題：榮辱與共　休戚相關：東華三院與香港華人社會1870-1997）、何佩然教授（講題：情歸故里：東華醫院的難民服務1870-1930年代）及葉漢明教授（講題：一體之仁　澤及四方：從東華義莊看香港與全球華人慈善網絡）。